1933年春天，我感到非常疲劳。可是就在那年春天，《斯克里布纳杂志》从我新出版的作品中又选定了三个长篇在那年的春天和夏天发表。这三篇作品的发表也增强了我的信心，为我挣来一点我当时十分需要的现款，也许还让我的名字没有被公众完全忘掉。可是，我想那一年是我经历的最可怕的一年。在那年结束之前，我由于过分劳累而感到精力不支，几乎完全丧失了信心，几乎准备承认失败，承认我的作家生涯已经完结。
我已无能完成我已开始的工作了。这是一段黑暗时期。有时我在写作时，自己便感到毫无希望，不相信我能完成它，心中除了黑色的失望之外，空无一物，可是我仍然写着、写着，我没有办法放弃写作。而且我还觉得，那绝望情绪本身正是一种驱使我前进的动力，使我甚至在没有信心能把它写完的时候，还一个劲儿地写下去。我还感觉到我在布鲁克林的生活，虽然我在那里实际只待了两年半的时间，却仿佛已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事，其间经过了黑暗的海洋深渊，经过了一般的小时、昼夜、星期和月份的尺度无法衡量的、无比长远的经历。人们有时问我在那几年中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问我，当时我的生活既然完全沉浸在那个写作和创造的世界中，我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去观察、去搜集新的经验，或者去了解我周围的人所生活的世界呢。是啊，这可能显得有些矛盾和异乎寻常。但真实的情况是，尽管那几年我正为自己的创作问题奋斗不已因而终日十分劳苦，但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再没有任何一段时间像那几年中一样，对一般人的生活有着那样强烈的体会，那样热情、生动、充实地参与，那样丰富，那样带着真诚的同情和理解去分享。
我想其中的道理倒并不显得那么矛盾，它比我们最初想到的要简单得多。首先，那时候我的整个感知系统和创作才智，我的感觉和思索能力、观察能力，甚至我的听觉，还有更重要的我的记忆能力都已达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敏锐和警觉。每当我不辞劳苦地拼命工作一天之后，我的头脑却长时间难以平静，诗歌、音乐、饮酒、读书或其他任何令人开心的事都无法安抚它，使它安静下来。我无法入睡，也没有办法减缓或控制住由这种热情产生的激动翻滚的情绪。由于为这种情况所苦，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我在街上游荡，探索这有着几百万只脚的市镇形成的巨大的丛林和万头攒动的蛛网，慢慢来熟悉我过去从不熟悉的千百个方面的情况。在那三年中，我对这个城市以及对美国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一般人的生活也更为接近了，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思想、性格，以及他们在千百万种生活中所抱的，没有把握、平庸、错误和多少显出几分英勇的目标和抱负，我都比过去知道得更清楚了。这是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也是我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中的一段黑暗时期，因而我想，我头脑中的那个时期的形象，我对那段时间的记忆竟是那么阴森和痛苦，这却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那几年中，在我周围的任何地方，我只看到无法估量的衰败和苦难的迹象。我的亲友，我自己家的人全都败落下去。在那个所谓的“大萧条”时期，他们丢掉了一生所积累的物质财富。而那个普遍性的灾难几乎落到了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不仅如此，当我深夜无休止地在那个城市的巨大的蛛网和莽林中进行搜寻和探索时，我亲眼看到、感觉到，并经历到了那个可怕的人类惨祸的巨大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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