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是把wan能钥匙--人生感悟--励志人生

人生在世，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会遭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困境，甚至是灾难。当不幸和困惑不期而至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冷静，切忌冲动。有一件事，让我记忆很深：一次下班回家，我如往常一样掏出钥匙，直插门锁，用力一拧，期待着房门洞开。可是，拧了好几下，房门依然紧闭。此时，我被这突然发生的异常弄得心急火燎，当时想到了砸窗户和撞门。但很快冷静下来，我想除了砸窗户和撞门之外，肯定还有更好的办法。一边思索一边朝四周张望，忽然间，公用厨房里的一瓶植物油在我眼里闪闪发亮……我将油滴滴的钥匙再次插进门锁，奇迹出现了，房门打开了。

我当时就对我的妻子说：“冷静是把wan能钥匙!”

人的大脑，只有在冷静的情况下，才能有正确和敏锐的思维空间；只有在这个正确和敏锐的思维空间里，才能发现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有利因素。不然，既使有一把现成的wan能钥匙握在手中，在情急之中，也不知此物为何物，更谈不上如何使用它化险为夷。在现实生活中，会经常见闻这样的情境：他手里拿着钥匙，而他却满世界地找这把钥匙，东翻西寻，气喘汗流，埋天怨地。当他实在精疲力竭，完全绝望地瘫软在地上时候，两手一松开，苦苦寻找的那把钥匙叮当落地。

我们的原始祖先经过无数次原始森林烈火烤之后学会了冷静，不再惊恐wan状，不再落荒而逃，而是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根正在燃烧的木头，携带着部落的男女老少迁往山顶洞里居住。人类自从与火交上朋友之后，就有了光明，先人们不再茹毛饮血，不再啼饥号寒，不再东徙西迁，住在冬暖夏凉的山洞里开始吃香喷喷的烧烤。长期吃熟食的人类大脑中的营养物质逐渐地丰富和完善起来，从此，人类日益聪明睿智和强盛兴旺起来。而那些异常枭猛和嗜好冲动的飞禽走兽─—鹏、恐龙和蛟龙等等在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下逐渐销声匿迹了。

冷静这把wan能钥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开启了人类通往智慧和文明的大门。自从人的大脑进化之后，颇具智慧的人群层出不穷：张氏祖先发明了远距离射杀凶猛禽兽的弓箭；神农氏发明谷物种植和石铲、石锄等原始农具；仓颉氏发明了象形文字,开创了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史的先河。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使用冷静这把wan能钥匙的伟大民族，无论是齐家，还是治国，还是平天下都用到了极致。从而展示了冷静这把wan能钥匙是真正的无所不能。

很多人都知道在张氏家族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堂号，叫“百忍堂”，但不一定都知道这个堂号的真正由来。唐朝初期，唐高宗李治前往泰山封禅途中，听说寿张县一名叫张公艺的贤人治家有方，齐家有道，历经三朝，九世同居。且在这个有成百上千人的大家庭里，夫妻相爱，子孝孙贤，父义母慈，伯埙仲篪，兄友弟恭，妯娌和睦，婆媳相顺。于是，李治决定登门造访，探奥索隐。一大清早，李治一行就来到了张家大院，只见堂屋里坐满了吃饭的人，大家正襟安坐，一边吃香喝辣，一边听一位鹤发老人说家克计。吃完饭，男子荷锄担犁,鱼贯而行，前往田间；女子洗涮打扫,纺纱织布，井然有序；黄童手捧书本,走进学堂。李治亲眼目睹这一切，惊叹不已。

惜客好义的张公艺将李治请到了自已的书房内，亲自沏茶倒水，李治从内心里钦佩眼前的这位长者，赶忙问道：“张老前辈，乃世中贤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当今之世能遇三世同堂者已不多，况前辈能致九世而同堂，是属不易。敢问前辈是如何做到的？”

一向沉厚寡言的张公艺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张大白纸,平平整整地放在书桌上，便在那张白纸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一百个拳头大的“忍”字。随即用双手捧着那一百个“忍”字，迈着稳健的脚步走到李治面前，一言不发献给了李治。聪慧的李治看着手中一百个仙露明珠似的“忍”字，顿然心悟神解了一切：一切都在不言中，一切都在百忍中，一切都在冷静中。正所谓：“冰炭不言，冷热自明。”

一代君王在这里看到了一位超今越古的冷静者所创造出来的亘古末有的神奇力量，在这个神奇力量的统织下所呈现出来的和谐安宁和祥瑞的景象。李治为这一景象感动得热泪盈眶。立马写下了“百忍义门”四个大字。从此,张氏家族就有了“百忍堂”。

百忍中蕴含着冷静，冷静中显露着百忍。忍一忍易，忍十忍难，忍百忍难上加难。忍百忍非超尘脱俗的冷静不可能做到。要做到忍百忍，必须学会冷静再冷静。若有一次的不冷静，先前的九十九忍之功都将尽弃。正如《百忍歌》所言：“百忍歌，歌百忍：仁者忍人所难忍；智者忍人所不忍。思前想后忍之方；装聋作哑忍之准。”“思前想后”是冷静的最好表现,“装聋作哑”更是冷静的最佳手法。难怪古人云：“不喑不聋，不成姑公”。正是一个冷静的“思前想后”和一个冷静的“装聋作哑”,创造了中华民族齐家史上“九世同居”的千古绝唱。

在唐朝时期，除了善于治家的张公艺之外，还有一位冷静和宽忍的人物，就是善于治国安邦的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是大唐盛世的奠基者，他的“贞观之治”和后来的“开元盛世”为后人赞不绝口。“米烂成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更是让人津津乐道。李世民是一代圣帝明王，他在富国裕民方面成就很高，他的冷静和宽忍为这些成就的取得立下了赫赫之功。

在李世民的心中有三面镜子：一面是正衣冠的铜镜，一面是知兴衰的历史，一面是知得失的谏议大夫──魏征。自从有了魏征这面知得失的镜子之后,李世民越发冷静和理智了。因为，这面镜子同前两面镜子不一样，他是一面直言敢谏的有血有肉的镜子，他会主动地察照他的主人，随时随地将他主人的得与失、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毫不遮掩地说出来。正因为如此，李世民想不冷静都不行了。而这面镜子的取得却来之不易，差一点就交臂失之，但归根结底还是归功于李世民的冷静。

李世民虽贵为天子，但也毕竟是人体凡胎，是人都有冲动的一面，李世民亦不例外。玄武门之变就足以证明。正是这次惊心动魄的手足之变，让李世民学会了冷静。魏征原本是李建成的心腹干将，他曾劝说李建成先发制人，早绝后患。玄武门之变后，魏征被捕。李世民审魏征，问他是否有劝说李建成先下手这档子事，还问他为什么要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泰然自若的魏征不慌不忙地说：“只可惜你那优柔寡断的哥哥不听我的劝告，要不然，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李世民怒从心起，恨不得一剑把魏征截为两断，站立一旁的人都为魏征捏着一把汗。很快李世民从极度的愤怒中清醒过来，将自已的身心完全置于高度的冷静之中，思前想后，他颤抖的双手慢慢离开了那把沾满了无数敌人鲜血的利剑。他告诉自已:如这等直言无讳，忠贯白日，胆力过人之辈不能轻易杀戮，要为我所用，为天下苍生所用。死一人易，易如翻掌；活一人难，难上青天。况魏征文武全才，经天纬地，足智多谋，是治理大唐天下不可或缺的良才。李建成之所以抢先招罗了他，正是因为如此。如今我不能图一时之痛快而暴殄天物，以致遗恨终天。

由于李世民的冷静，魏征捡回了一条性命，同时李世民也获得了一件稀世珍宝──知得失的明镜；由于李世民的冷静,无有“宁肯错杀三千,也不愿放走一个”之心，朝庭启用了一大批曾跟随建成和元吉的有真才实干的官吏；由于李世民的冷静，无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之心,朝庭宽赦了一大批隋朝的遗老遗少，让他们做心悦诚服于大唐的子民；由于李世民的冷静,认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理,朝庭省役薄赋、宽刑轻法，让黎民休养生息；由于李世民的冷静，对外不极武穷兵而广结善缘。这一切都为大唐清明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

冷静能齐家,冷静也能治国,冷静更能平天下。

一九三八年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一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自践踏了中国东北之后，又肆意蹂躏了我国的华北，华北沦陷，北京沦陷，南京沦陷，面对穷凶极恶和貌似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很多中国人惶恐不安，茫然失措。于是有两种不利抗战的论调“速胜论”和“亡国论”在中国大地上盛行一时，搅得国人忧心忡忡。想趁早投降的有之，想同日寇决死一战的有之，仿佛只有趁早投降和决死一战这两种极不理智的冲动，才是化解眼前危机的最好办法。而这两种冲动其实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期望的：第一种冲动,拱手而降,俯首称臣。这是日本侵略者求之不得的。第二种冲动，速战速决，一决雌雄，这也是一种快速亡国灭种的冲动。因为装备精良和现代化的日军四处寻找中国军队的主力，力图一举歼灭，从而赢得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扩大其他亚洲战场上的战果。此时此刻，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需要冷静了，这种需要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尤为重要和迫不及待。如何让国人冷静，这一伟大而神圣的艰急任务，自然落到了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经过七天七夜的沉思默虑,聚精凝神写下一部长达五wan多字的如何叫国人冷静和理智的雄文——《论持久战》。《论持久战》一出，立时震动全国。

国民党的高层也被震动。“程思远在《我的回忆》中披露说：当时‘小诸葛’白崇禧一气读完《论持久战》后，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又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蒋介石指示国民党高级军官学习，还特意办了学习班。傅作义读后感到抗战中的重大问题都得到了明确答案。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细读之后说：“对其‘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顽症有很好的疗效。”

当一个民族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不是某些人的冷静和理智能化险为夷的，而要全民族的人民都要有高度的冷静和理智，尤其是那些手握重兵的统织者，更要让他们冷静和理智。只要是人都会害怕灭亡和失败，更何况是大权在握的统织者，他们为了维护既得的利益会不择手段，那怕是象汪精卫之流不顾名节走“曲线救国”之路亦在所不惜。所以要让这样一些人冷静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首先让肠慌腹热的国人吃一颗定心丸：“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当时的国人虽然张慌失措，但并不傻，要他们毫不狐疑地吃下这颗定心丸，必须得持之有故，言之有理。毛泽东指出：日本虽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

仅仅一颗定心丸，还远远不够让国人全面彻底冷静。如何打好这场战争，如何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才是国人最急痛攻心的事。毛泽东紧接着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速战速胜是决无可能。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胜利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读懂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中国人,不再忧心忡忡了,不再想妥协和投降的事了,也不再做速胜的美梦了。冷静和理智的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天皇宣读无条件投降书的凄凉和悲切的声音。抗战的结局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毫无二致。

冷静往往是明智者的天赋，是成功者的首选，是贤能者的禀性。

我们要做冷静的胜利者，决不做冲动的灭亡者；我们要做胸有成竹、深思熟虑的决策者，不做不辨龙蛇、急躁冒进的冒失鬼；我们要做衔勇韬力、智勇兼备的战士,决不做猪突勇、以卵击石的一勇之夫。我们要英勇顽强,但决不逞匹夫之勇。

我们要学会以忍为阍，并非我们胆小怯弱，是因为百忍成金；

我们要学会能忍自安,并非我们庸懦无能,是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们要学会宽怀大度，并非我们暗弱无断，是因为事宽则圆；

我们要学会弘毅宽厚，并非我们冲弱寡能，是因为厚德载福。

我们要学会好让不争,并非我们软弱无力,是因为让礼一寸，得礼一尺；

我们要学会行者让路,并非我们做小伏低,是因为终身让路，不枉百步。

我们要学会沉心静气，并非我们碌碌无为,是因为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我们要学会虚一而静，并非我们浅见薄识，是因为百动不如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