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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自述:我到底为了什么活在这儿?

时间:2014-11-01 14:54:43   来源:文章阅读网  作者:网络整理  点击数:161    

长安街在上,一号线在下。上面8条车道,灯火通明,横贯北京东西,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街道。而地下则以3分钟一班的车次,45年不变的路线,每天穿过31.04公里,把约150万人运到23站点,那相当于北京常住人口总量的1/13。

从东单向东,一路出建国门,过永安里,至国贸CBD商区,写字楼越来越多,世人眼中的精英沿长安街沿线一路向东聚集。楼越来越高,地价、房租也一路飙升,那代表着名望、财富、位置。

而西单以西,出复兴门,入木樨地,一路西行,由商转政:过了繁华的金融街,进入财政部和计委所在地,接着就是首都博物馆、中科院,一路下去,浓浓的府院气息。

再往西又一番气象。文气渐弱,兵气渐浓,八宝山是有名的革命公墓,至于公主坟、万寿路一带,则是全国军事中心,军政司令部所在地了。

一号线展开,就是这个城市的生活层级,站点本身似乎带上了某种隐喻,成了某个阶层、某种生活的入口。

人们从不同地方来到北京,抱着不同的目的,通过不同路径,以不一样的代价,扎进1号线,投入各自的北京生活。

28岁的李征(化名)渐渐开始对自己在京打拼的意义感到困惑。

一、四惠东

每天,李征(化名)从出租房走到四惠东坐1号线,从起点经11站到西单,再转4号线坐12站,一个半小时到达上班地。回程再一个半小时,经23站。

当李征拎着小公文包,锁着眉头急匆匆从写字楼里走出来的时候,他的状态有点儿游离,那样子看似温吞却又烦躁,整个人充满了矛盾。

这个地道的山东汉子今年才28岁,却已经有点儿沧桑了。父母种地,一个男孩就这么考到了北京。人虽然出来了,面临着这个大城市的一切新鲜东西,可一套价值观还留在玉米地那里。

眼下他正跟“么么哒”较劲。他刚从体制内的公务员跳出来,在一家企业上班,负责微信平台,他指着那界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真的不适应,“这不是矫情吗?”他激昂地说,“话不好好说,干吗要用‘亲’‘么么哒’?‘冰淇淋’不叫冰淇淋,干吗要叫‘甜品'?”

他皱着眉头跟记者讨论,似乎那是关乎体面的大事。“我喜欢严肃一点的东西。”他指的严肃是那种人民日报体,或者几个学者来讲课或交流,探讨一些哲学、文学、艺术类的问题。

可他必须学习“么么哒”的用法,非常努力地造出“博雅塔,么么哒,我来了”的句子。说的时候他很嫌恶,就像每一个字都要花他钱似的。

一旦工作本身让他没了兴趣,上班就变成了一件需要忍耐的事情。上班从一出门开始就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作为1号线始发站,四惠东在2000年通车,1号线东侧始发站第一次从西单东延到了东四环外,这也是1号线最近一次的扩延。一条线从此穿起了朝阳、东城、西城、海淀、石景山五个区。又因这一站靠近立交桥,客运、地铁、公交方面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的日客流量超过20万次。

此前很长时间,四惠东近北京郊区,多是小商品市场,档次、服务效率都不高,住在这里的也是小商贩、打工者、底层务工人员。可1号线一路向东,加上CBD东扩,四惠及四惠东有了新的价值。这个西起大北窑,东至高碑店文化园的地带,搭乘地铁至国贸缩短到了20分钟以内,它因辐射CBD商务圈、与国贸距离最近、而房租又能被普通小白领承受,很快成了的那些写字楼里白领的首选,这一带房子开始炙手可热。

每天,大批住在通州、燕郊的小白领在这里换乘。在天桥下排队30分钟等地铁,五六趟过去仍挤不上去车是完全正常的。在哪个门口,跟哪群人一起上也大有讲究,最好能选中一个强大的人流,顺势被推上去,这个地铁口流行一句话:“选好团队比个人努力更重要。”

李征也不例外。每天,他要拿出3个小时,上车,换乘,一路西进北上,周而复始,那感觉就像每天都比别人少活了3个小时似的,每天像圆形笼子里的仓鼠一样一直循环地跑,上班是为了下班,下班为了睡觉,睡觉为了第二天再上班。

时至今日,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体制内不行,现在到了体制外也不行;老家那一套不行,大城市这一套也不适应。他在两套标准里出出进进,左摇右摆,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纠结。

当初进体制,有多少是自己的意愿,多少是为了满足老家那边对他“出人头地”的期待,他已经分不清了。2009年从烟台大学毕业,又考上人大专业硕士,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是不错的成绩了。初来京时,他颇有几分踌躇满志,一心想取得一个父老乡亲所认同的位置。那渠道很清晰:拿户口,进体制,熬两三年,做上副主任、主任,攒钱买房,结婚生子,逢年过节衣锦还乡。

刚进体制的时候,他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或影响什么。“我想把大家的心气儿都捋顺了。”为这,他专门做了一个单位内部微信公号,每天推送员工事迹,单位故事。这是分外工作,本以为是锦上添花的事,却被老板找去谈话:“小李啊,你要在这个微信公号上制定一个规矩,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个宣传口径要把握好。”

李征蒙了,怎么解释领导就是听不进。

再就是一遍一遍地开会,学焦裕禄,学到晚上10点再讨论两小时,领导带头表示:焦裕禄是我的神。

轮到他发言时,他大着胆子说出真话:“焦裕禄死了二三十年,兰考还是一个贫困县,我觉得当干部没必要成公仆,办事儿就行,我给你服务,你用纳税来滋养我,把这个互相服务的关系搞好。不然累死也是无效的。”

一句话惹毛了领导。那时他已经动了离开体制的念头。这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更根本的原因是他看不到升职的希望,之前干得热心,以为可以提干,却没了希望,原来的下级做了他的领导。这下级之前来北京开会,叫他李总,给他倒酒,现在反过来叫他“小李”,酒也轮到他倒了。

离开体制那天,他坐到领导办公室里,“我想走。”领导一惊,“小李啊,我们这么培养你,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你怎么能……”“领导”,李征打断他,“我只是一个党员,我不是干部。”

这是他的第一次叛逆。内心里更深的厌恶压倒了出人头地的想法。骨子里,他一直比同龄人更焦虑,那几乎是一种潜意识,学生阶段他已经开始找工作,同龄人都在享受校园时光,读书恋爱,而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它们不能指向一件事:好工作。“好”当然是指物质方面的:稳定有保障,能支持一份殷实的生活。

研一那年,他在两个机会之间犹豫。一个是中国移动徐州分公司的offer,另一个是去爱尔兰交流一年。他犹豫了,到手的那份工作框住了他,家里劝他,“出国也就一年,工作可是一辈子的事!”

对父母那辈人来说,工作就是铁饭碗,找到一个必须抱牢,“出国”属于不务正业。李征很矛盾。一直以来,他都在自己的价值观和父母传统的评价体系里摇摆不定。瞧不起一张户口,又必须得到它;骨子里讨厌官僚主义,又真心想进体制。一切机会面前他都倾向于传统的价值观,但当中又透出不甘。

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抛下手边这份工作去了爱尔兰。爱尔兰很美,人也悠闲,在湖边散步,不时有鸽子飞起来。他却不安起来:太轻松了,将来怎么办?回国怎么办?工作怎么办?

一旦学业、工作、结婚、生子这四件事儿里,有哪一环衔接不上,他马上陷入焦灼。好像这一步接不上,就永远接不上了。

他发现,那些固有的东西,正根深蒂固的留在自己脑子里,逃也不是,顺从也不是。一年里,他的口语没进步,见闻没增加,吃也克制,玩儿也小心,按部就班地在爱尔兰过了一年中国生活。

他感到自己正陷入尴尬:一回老家,邻居围上来,“李征,你都三十了,还没结婚……”“我才28”他反驳。再就是问户口,问房子,问一个月赚多少。之前,这一套曾经指导着自己全部的奋斗路径,可现在他听着,突然一阵厌烦。

自己离老家远了,可北京这个城市并没有接纳他,观念、生活上他仍然没有接轨。如果他胆敢不结婚,不买房,他简直无法踏到老家的土地上,无法活在邻居的眼光里。

挤地铁挤烦了,他偶尔也会皱起眉,抚着额头问:“我到底为了什么活在这儿?为了父母吗?父母不在身边;为了舒服吗?还是为了更高的意义,可哪儿又有更高的意义呢?”

他开始睡不着了。女朋友家里催着结婚,一套房子首付60万,女方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一半,他这份就是拿不出来,家里帮不上一点儿忙。

睡前,他偶尔会问女朋友,咱在这儿干吗呢?双方父母掏空了,买房子,还房贷,还了二三十年,六十岁还完,还得再给儿子买套房。

28岁,他已经开始叹气了。

“我坚信“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的好奇心丰满了我的生活。”jolie语气坚定的说着。从老家考到北京努力打拼10年的她似乎已经实现了自己曾经的目标

二、国贸

按照一般的职场标准来说,Jolie的条件并不好。

父母很早就下岗了,家里在钱和关系上帮不上忙。她自己身体差,眼睛晶状体、玻璃体有先天性病变,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另一只上千度的近视,除了外语上有一点儿天分外,生活的一切方面她都是非常吃力的。她甚至不敢提一只重箱子,因为那可能让她本就脆弱的视网膜破裂或滑落。

大学毕业11年后,Jolie出入在北京国贸三期的写字楼里。戴着隐形眼镜,眼睛看上去仍然不大对劲,太大了,有一点外凸,那是长时间戴眼镜留下的痕迹。但一张脸是漂亮的,不仅如此,还带有一种神气,让人感到她对自己的生活拥有着完全的控制力,甚至可以说,她就像那种天生就该待在这里的人。

现在,她在一家美资的高级律所做市场推广,之前做过的两份工作分别是高级翻译、PICC(“中国人保财险”)评级。

她语速快,但并不给人压力,声音柔软客气,这显示出她在待人接物上受过好的训练。小城的窘迫童年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已经取得联合国口译资格,她还想去纽约,想去联合国那样的机构看看。

她知道,在北京,一些看起来遥不可及的事情会在这里成为可能。

可如果留在武汉,Jolie不知道自己会落入哪一种生活里。她上的是理工大学,专业又是英语,加上不到一米六的个头,八十多斤的体重,“联合国”,离她像天那么远。

可现在,站在国贸三期的最高处,她几乎可以俯瞰整个北京城。她是刚从国贸银泰的一家评级公司跳槽后到的国贸三期,采访当天,她刚刚在这栋北京最贵租金的写字楼里工作一周,自己也觉得恍惚。它在这一带楼群中高入云端。那高度就像一种权力,待在这儿的注定是少数人。

作为北京的最高建筑、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国贸三期位于北京东三环CBD核心区域,这座330米高的巨型建筑正以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把整个北京城压在下面。

是的,它已经朝天际去了,而这之前,这一带早已把地下的风光占尽。

国贸区建在建国门外大街,那是北京最中心的商务区,毗邻东长安街,12公顷的占地,43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入驻的企业多是全球500强,是京城黄金商业带里最黄金的那一块。

这里要的不是繁荣、热闹、和谐,而是更高一层的东西,比如奢华、孤独、克制。国贸三期里,每一件器物都来历不凡,4.5米高的荷兰皇家宝盾旋转门,9米高的大堂,从以色列专门运来的金黄色的大理石地面,棚顶4组500公斤重的彩色玻璃泡吊灯,由600个工人人工吹制而成。

而在楼中工作的人也有着不言自明的共同秩序,他们彬彬有礼又不过分亲密,客气周全而又充满节制,他们拥有这城市最好的教育,他们的工作场所处在最优质的地段,这一切都暗示着权力、位置和身价。

Jolie用11年的青春、健康、孤独,和一份毫无积蓄的生活换来了这栋大楼里的一个位置。

进入这个大楼的路径并不那么简单。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之后,她铆着劲的要考外交学院的高级翻译专业。这几乎是全国英语类考试中难度最大的,毕业后可做外交官或同声传译。那难度极大,用脑量惊人。

本来是可以去外交部的。研一那年,外交学院要跟教育部批一块地,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应允,但有个要求,要一个外语好的女生到领导家来当家教。学校选上了她,在外交学院这是有惯例的,给领导当过家教,前程远大。可通知她刚一周,这位领导就因为犯事儿被拉下马,之前的腐败和生活作风问题一下子都被揭出来。她这才恍然明白那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捷径。

同学中90%以上考了公务员,她放弃了,一个人开始体制外打拼的生活。但公平有了,辛苦却是加倍的。这个城市里,Jolie至今没有房,没有车,没有男友;只要她还能工作,生活就可以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准上,一旦工作停了就一切都没了。这个城市里,她将无法安顿自己。

跳槽之前,房租要占Jolie收入的40%以上。她要租一整套二居室的房子,在这个城市的任何地区,这样一套房子每月四五千是至少的。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儿,她把父母从武汉接到了北京。他们很早就下岗了,有时,看女儿一个月剩到手里的只有三四千,他们也心疼,吃穿用度上也帮着女儿贴补,最初Jolie拒绝,慢慢也接受了。

她花钱很省,“平常我几乎没什么开销”,她说。但一套体面的衣服还是需要的。有时要出国开会,她就上网去淘一点,买的都是些颜色大方,富有层次,款式好价格却不贵的衣服,“几十块也可以穿”,最贵的一条裙子,是一个一万块的大品牌打一折,一千就入手了。

外人看来,Jolie这个位置上,连辛苦都是高一层的,比如花一个半小时化妆,为了不让人看出刚刚熬过通宵;住5星级酒店里,只睡上3个小时,第二天就跟着公司高管去以色列开会;6小时的大会,汉语从耳朵里进,英语从嘴里出,6小时下来也不露出疲态。

不是不累。在这行里,累也要累得光鲜,如果因为累,放松了对仪表的要求,那你就成了个可怜人。和任何高薪、高压的行业一样,任何一点儿邋遢、疲乏都会让人不堪,因为它会将你打回原形,打回光鲜之下没车没房、没有储蓄、没有背景的真实里。

说白了,自律就是为了那一点体面。她已经能熟练驾驭不同款式的短裙、黑色针织衫,穿着经过巧妙的搭配,颜色上富有层次。

这就像个悖论。在北京,必须消耗自己来换取资源。但回老家,她有了资源,但擅长的技能又超过了城市的需要。

如今,对她来说换一种生活方式,把眼界和环境降低一层,已经完全不可能。她只有进没有退,北京给了她好的一面,这一面她要踮着脚才能够到,但这已经足够把她架在这里了。

只是,无论她穿得多么体面,每天从国贸三期走出来,她必须从一号线进去,扎入人海,进入最真实的北京生活,那里没有大吊灯,玻璃咖啡厅,甚至要踢着菜叶回家,但那是她的生活。下班,上地铁,到家,一路下去就像过了三重天。

那幢大楼里,她连买杯咖啡都还需要用导航,别的名品店更是一无所知,唯有一件事她一清二楚:怎么绕过重重地下通道找到地铁入口。

当她绕过国贸地下商城,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还没走到头,一股热气就来了,空调弱了,气味也大了,从这儿起,优雅就不要紧了。要的是泼辣、麻利。她把自己投入人流,被挤着、推着、搡着,就这么进了地铁一号线。性骚扰是常有的事。对此她已经很有经验。最好大声讲出对方的行为,讲得具体、有细节,让人脸红为最佳,几十双眼睛就会一下子唰地看过来。

来京10年,她早已身经百战了。

小时候,Jolie就看不起身边那些没有野心的同学。她不同,上大一时,家里拿学费都困难。人一漂亮,心气儿格外高,觉得武汉装不下她,她要更大的世界。认识她的人都知道,这女孩从小优秀、拼命、求胜心切,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要拿出A+的东西,要名列前茅。

而Jolie自己说,这好胜背后,其实是巨大的不安全感。“我眼睛不好,相当于半个残废。”但她依然很注意着眼部的修饰,戴着隐形眼镜。这有磨损角膜的风险,但一个体面的外表还是要紧的。

这栋光鲜的写字楼里,所有人都那么时尚、得体、精力充沛,但私底下,Jolie知道他们花了多大力气让自己“看起来轻松”。

在武汉时,她一直觉得能来北京就是到天了,现在回头一看,“那东西已经在我后面了。不知不觉的就这么走着,我也成了少数人。”

但身体始终让她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我怕黑,黑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让人不安。我做口译也是为这个”,她指指眼睛,“将来坏掉了,用耳朵也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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