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最温和的战争，都意味着对人性和正义的永恒侵犯。 ——吉本
越南军援司令部终于同意让我从西贡调到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再从克拉克调到关岛，从关岛再调到夏威夷。在那儿，我开始记起我为什么赴战场打仗：女孩、女人、使我傻笑盯着她们瞧的美丽动物们、好色者、大男人沙文主义猪、罪恶感。记得，那是在70年代早期，男人还有权痴痴地望着女人……夏威夷就是个能这么做的好地方。
我在夏威夷过夜后，从檀香山飞往洛杉矶到达拉斯。我找到了一家汽车旅馆，睡了一天一夜，还是觉得全身无力。我已旅行了9000里，却还留在西贡的时间习惯中。我想我还在回避无可避免的事。我害怕面对辛蒂·卡德威，害怕要告诉她她丈夫死了、而我还活着这个事实。我有罪恶感，但还是得这么做。
我在达拉斯机场搭公共汽车，开始前往波曼的250里长路。德州很冷，我心里也很冷。
我站在门口，无法按门铃。我怎能告诉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们，那个男人永远不会再回家呢？我感到如同被撕裂一般的痛苦，在逃走的强烈欲望和对一个我不认识、但使我人生因而改变的人的承诺中撕裂。我站在那儿，希望有些事会发生，帮助我伸出手去按门铃。
我开始哭了。我站在那儿，在大门口，恐惧和罪恶使我麻木。我再次看到，几乎是第一百次了，卡德威被炸成碎片的身体，听到他温柔的声音，凝望他深棕色的眼睛，感觉到他的痛苦，于是我哭了。为他哭，为他的妻子、小孩哭，也为我哭。我必须向前走。我明白在这个悲剧的战争中很多人死了，而我幸存，这个无意义的战争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实现什么。
轮胎摩擦着碎煤渣路的声音把我从噩梦中拉回来。一辆破旧不堪、红白相间的普莱茅斯计程车开了过来，车上走下来一位中年的黑人妇女。司机，一个戴着破帽子的老黑人，也下了车。他们瞪着我，相对无言，动也不动，怀疑着我，一个白人，来他们这里做什么。
我站在那儿，瞪着眼睛，就在他们正要对我说话时，忽然间女人的脸闪过恐惧的表情。她开始尖叫，手上的袋子掉在地上，冲向我，把司机留在背后。她三步并两步走，两手抓着我的外套，问：“告诉我，你是谁，我儿子发生了什么事？”
“噢，该死！”我想，“难道是卡德威的妈？”
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以最轻柔的声音说：“我叫弗来德·帕尔斯，我找辛蒂·卡德威。这是她家吗？”
女人盯着我，倾听我说话，试图理解我说的话。很久以后，她开始发抖，她的身体剧烈地颤动着，如果我没握住她的手，她可能倒向大门。我紧握着她的手，我们一起倒向大门，发出很大的声响。
计程车司机在门被打开时过来帮我扶住这个女人。辛蒂·卡德威看见了这幅景象：一个奇怪的白人抱住她的妈妈，站在大门口，她迅速展开行动。
她很快地把门阖上一半，当她再次出现时，手里持着12口径的猎枪。枪稳稳地拿在她手上，她声色俱厉地说：“放开我妈并离开我家大门！”
我透过朦胧的镜片望着她，希望不要因为一个误解死在这里，我说：“如果我放开她，她会跌倒。”讣程车司机也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的态度也立刻改变了。
“马纳，发生了什么事？”她问司机。
“我不清楚，亲爱的。”他说：“这个白人在我们来的时候就站在你家门口，你妈跳向他大叫，问他你弟弟肯尼士发生了什么事？”
她看着我，大惑不解。我说：“我名叫弗来德·帕尔斯，如果你是辛帝·卡德威的话，我必须和你谈谈。”
她握着枪的手松了些，说：“是的，我是辛蒂·卡德威。我有点糊涂了，但你可以进来，你也可以扶我妈进来吧？”
我尽可能温柔地搀着辛蒂的母亲通过大门。那个司机跟着我们进了房子，并把刚掉下来的袋子放在通往二楼的梯子上。他一脸困惑地站在那儿，不知该留下来或是离去，不知道我是谁，或我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我让辛蒂的母亲坐进填得硬硬的沙发椅里后退几步等待着。这样的寂静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在辛蒂说话时，清了清喉咙。
我说：“对不起，请继续。”
她说：“很抱歉，通常我不会用枪来欢迎客人，但我听到撞击的声音，又看到你抓着我妈站在门口，我自然而然地……”
我打断了她：“请别再说抱歉。如果我碰上同样状况的话，也会这么做，反正又没有造成伤害。”
“你要喝咖啡吗？”她问，“你是不是该脱掉湿外套？否则你会生病的。”
“我想喝咖啡，我也想脱掉外套。”脱外套让我稍微有点事做，减轻我的紧张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辛蒂的母亲和司机马纳，似乎都轻松了些，他们也有机会再打量我一番。
很明显地，我通过了审查，因为这个女人伸出了手对我说：“我是伊达·梅·克雷蒙斯，这是我丈夫，马纳。请坐下，放松一下。”她指着一张牛皮沙发，叫我坐在那儿。
我知道这是马克·卡德威的椅子。我即将坐上他的椅子，摧毁他一家人的希望。我缓缓坐下，企图用我所有的力气抓着它，心情沉重。我深吸了一口气，再慢慢吐出来，问：“伊达·梅，我很抱歉刚刚吓着了你，但我不认识你儿子肯尼士，他在哪里？”
她把身子拉到和椅子同高，说：“我儿子肯尼士是海军，驻在越南西贡的美国大使馆，他两个星期内会回家。”
我说：“很高兴听到他能平安返家。大使馆的任务很好，很安全。我真的很高兴他快回来了。”
她看着我的短发和老式的衣服，说：“你也在军中？也在越南吗？”
“是的。”我说，“昨天我才回来，也许是前天。我被13个小时的时差搞昏头了，根本不知道现在是今天、昨天，还是明天。”她和马纳看着我，咯咯地笑。
我刚说完话，辛蒂就拿着碟子、杯子、饼干、奶油、糖和咖啡走进来。味道很好闻，我极需喝一杯，我极需任何可以缓和气氛及让我双手不要抖动的东西。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辛蒂说：
“弗来德，能见到你和与你说话是我们的荣幸，但我很好奇，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那一刻，前门忽然打开，两个小女孩走了进来。两人缓缓地走进屋子，以夸张的方式炫耀着她们的新衣服。跟着她们进来的是个抱着婴儿的中年女子。
我忘了我的任务。我们把话题集中在两个女孩和她们的新衣服上头，称赞她们很漂亮，说她们能拥有这么可爱的新衣服真是幸运。当兴奋稍稍平缓下来，女孩们坐在用餐房间的游戏桌那边，辛蒂折回来时，介绍道：“弗来德，这是我的母亲，佛罗伦丝·卡德威。佛罗伦丝，这是弗来德……嗯！”
“帕尔斯。”我补充道。
“他就要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来这儿。”她又说。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伸手取我的皮包，说：“我真不知该如何开始，几个礼拜前我才从越南的P·O·W集中营逃回来。”我直视着辛蒂，说：“当我成了囚犯时，你的丈夫，马克，被带到我的身边，半死不活了。他在北越执行任务时中了枪，被俘虏到我的集中营来。我尽了力，但他伤得太重，我们两人都知道他快要死了。”
辛蒂以手掩口，发出呜呜的声音，两眼注视着我的眼睛。伊达·梅和佛罗伦丝两个人都哽咽了。马纳喃喃说：“天哪！”
“马克说，如果我答应他一件事，他会协助我逃离集中营。老实说，我以为他在胡言乱语，但我还是答应为他做任何他要求的事。”
那时我们都哭了，我暂时打住话头来集中思绪。我看着她，她正看着远方。她的眼里满是泪花，以手掩面痛苦地哭着。我又继续说话了：
“他说：‘答应我到德州告诉我的妻子辛蒂，她还是我最爱的女人，我临死时想的是她和我们的女儿们。你答应我吗？’”
“‘是的，马克，我答应。我会到德州。’”我说。
“他把这张照片和他的结婚戒指给了我，你们可以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我把戒指和照片交给辛蒂，并握住了她的手。
我倾着身子从外套内侧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给我这把救命的刀，我说：‘谢谢你，马克。我答应你，无论如何我会到德州。’”
“‘还有什么事要交待？’”我问。
“‘是的，你可以抱住我吗？’他问。‘抱住我，我不想孤独地死。’”
“我紧紧抱了他许久，许久。他一直重复地说，‘再见，辛蒂，我爱你，但我很抱歉，没法回去看女儿们长大。’后来，他平静地死在我怀里。”
“我要你明白，”我说，“我要你了解，辛蒂，我尽了力，但他伤得太重了。我不知道如何止血，也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我……”那时我彻底崩溃了。
我们一直在哭泣，女孩们因而走进房里。她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悲伤。我看着辛蒂，因为我没法再说一遍，所以她对孩子们说，我带来一些坏消息，而一切会很快复原的。
这样说似乎让她们满意了，她们回到用餐的房间，不一会儿又玩了起来。
我必须解释马克的壮烈事迹，所以我又开始说了。
“马克给我的刀子让我制伏了警卫，放走其他12个被囚禁在集中营的美国人。你的丈夫是英雄。因为他，有12个美国人获得了自由，我才能坐在这个椅子上，告诉你他的噩耗。我很抱歉，我多么害怕告诉你这件事。”
我又再度哭了起来，辛蒂从椅子上站起身子过来安慰我。她，失去了她最宝贵的东西，竟还在安慰我。我觉得自己很可耻也很光荣。她用手捧起我的脸，看着我说：“你知道，你说的故事里有两个英雄，一个是我的丈夫马克，一个是你，弗来德。你也是个英雄。谢谢你，谢谢你到这儿来，亲自告诉我这件事。我知道你到这儿来，面对我，告诉我我丈夫死了并不容易，但你是个高尚的人，信守你的承诺。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谢谢！”
我怅然若失地坐在那儿。我没感觉自己是英雄，但我听到这个女人的话语，在她极度忧伤痛苦的时候，她还告诉我我是英雄，是个高尚的人。我只觉得罪恶与愤怒；我侥幸存活是罪恶，因为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却死了；令我强烈愤怒的是战争的愚蠢和残酷，是浪费和损失。我无法原谅我的国家或我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所做的一切；然而，一个经历这个巨大损失的痛苦的女人，失去丈夫的女人，却原谅了我，而且感谢我，我实在听不下去。
我也对zheng府感到难以言喻的愤怒：为什么他们不来告诉这个女人，她的丈夫死了？马克·卡德威的尸体在哪里？为什么不是在这儿，为什么没有葬礼，没有哀悼的时间？为什么？为什么？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把马克的尸体带回南越，我相信海军会和你联系有关他葬礼的事。我很抱歉我不会再到这儿，但请相信我会一直想念你，我会永远记得你。”
我们坐了一会儿，然后我问马纳，他是否可以载我到公共汽车站让我搭公共汽车到达拉斯去。我正在休假，我想喝很多酒，醉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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